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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民的名义与文化消费景观

杜骏飞:人民的名义与文化消费景观

案例回顾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自开播以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热议。大胆的选题、超现实的表现手法以及演员过硬的演技都使得观众眼前一亮,大加称赞。透过该剧所表现出来的国家从严治党的力度、反腐败的决心也得以彰显。


  电视剧作品作为网络文化,其在大众思想塑造、行为引领等方面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蔚为壮观的全民追剧情景和社交平台上网民对该剧的诸多点评热议都是文化消费的一种表现。


《人民的名义》海报


1. 如何看待这部剧中主旋律的走红和题材表达的空前尺度?

  什么叫主旋律?以笔者之见,旋律首先是先有真假,然后才分主次。你拍个电影,总得讲点真事,说点真话吧?那就是真作品了。


  在传播学上,格伯纳认为传播媒介的培养效果能塑造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这种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现实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第二级信念(second-orderbeliefs)”。

  

  那么,我们的电影电视界是怎么培养我们的呢?


  现在影视界天天演宫斗、玄幻,帝王、穿越,从不睁眼看社会生活,一个比一个怯懦;还有胡编乱造的抗日、假模假式的奢华、鲜廉寡耻的耽美,毫无艺术家的良知,一个比一个可鄙。电影界大多如此,以金钱为行业信仰,电视界就别提了,打开每一个频道,大都是娱乐立台。


  再来看看《人民的名义》,它真的在反映社会现实,直击国家治理的痛点,这种良心剧,是真正的作品,不管它怎么拍,谁来拍,公众都会叫它主旋律。


  这就是红,这是真红。这是带有血色和体温的真实的红,不是涂脂抹粉的化妆的红。


  说这部剧的尺度大,要看跟谁比,跟从前的反腐剧比,尺度空前;跟现实的生活比,并不超前;跟思想界的讨论比,停滞不前。我们说的尺度大小,可不是论揭露腐败官员的级别大小,而是要看立意,是舍本逐末还是正本清源?是缘木求鱼还是得鱼忘筌?如果停留在好看、精彩、惊悚上,那不叫尺度大,那叫雷声大。


  国家现在是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从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和力度看,这部戏是拍了刮骨疗毒,还没拍出壮士断腕。当然,我们现如今并没有一个19世纪的欧洲文学界,你很难要求一个作家思想深刻到引领体制改革,你也很难要求一部戏能走在中纪委和深改组的前面。是不是?所以,先好好看剧学习一下,然后再认真思考。




《人民的名义》剧照


2. 如何看待剧中警察的负面形象以及现今公众对诸如警察、城管、医生等职业的行业偏见?

  近些年,警察群体的负面新闻多过城管,其中到底什么原因,大家也都知道。这部电视剧写一个城市警察界干部体系的沉沦,也算是迎合舆情。


  记者实际上从事的是发现事实的工作,而且是探索性的事实,目的是呈现个案的完整性和深度性,而不是推及总体的普遍性。


  对文艺作品来说,也是如此。如果现实中有过这样败坏的警察界,那艺术作品的再现和表达就不足为奇。话说回来,电视剧里也不都是坏警察,那个京州市公安局长赵东来不是挺正面的吗?还有一些基层干警,可都是正派人。可惜他们,在戏里往往不足以成事。


  为什么好警察会成事不足呢?是因为那个省的公安界从公安厅长开始,从政法委开始,已经将败坏党风体制化了。好警察成事不足,再加上他身边那些坏警察败事有余,终于成就了一个系统的腐败传奇,这难道不是我们见过的现实吗?


  这其实是人物形象污名化的结果。


  鲍德里亚在其著作中从人与物品的关系入手来重新定义新的社会形态,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警察、城管、医生等职业都是为大众提供消费服务的群体,在大众文化消费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职业群体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准确的专业信息,并在此过程中建构起自我职业形象以及与其职业形象密切相关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这些职业群体也被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的诞生和成长,是其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而不断被建构价值的结果,而其遭受污名化的境地也是其消费价值遭受不断贬值的结果。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所谓的精英文化阶层不断的泛化,群体数量的逐渐扩大,该职业群体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质量下降,某些人的个别行为会拉低公众对群体整体形象的评价,随之而来的,是其专业性和权威性的逐渐瓦解;另一方面,媒体对公众知识分子不良表现事件的报道,也加深了公众期待和现实之间的背离程度。


  吉登斯曾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以警察等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由于和公众之间的信任机制受到威胁和破坏,因此其不良印象得以在大众的认知中形成。


  我们之所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污名化”,其实也在呼吁公众,那些有违职业道德和社会准则的行为,在群体中只是极少数个案,以偏概全、管中窥豹并不可取。



《人民的名义》李达康表情包


3. 如何看待《人民的名义》里的角色成为人民的“网红”?

  成为人民的“网红”,总比成为人民的“腹黑”好。周围那些只关注偶像肉身明星脸的人,现在也追起了《人民的名义》这种政治剧,这算是文化的进步吧。


  网红,大多是因为一件事而被网民集体关注的人。这些年我们见过不少网红,正面的不多,负面的不少;深刻的不多,肤浅的不少;出彩的不多,出丑的不少。更悲剧的是,如同全民向成功看齐一样,很多青少年也向走红看齐,不管是因为出乖露丑红,还是因为百无聊赖红,能红就好。把“被人关注”错认为是“受人尊重”,这是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高度鄙俗化的一个最深切的表征。


  如今,难得官场正面人物李达康成了网红,这很好。在网上,这种正气之红,总比那些由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而捧起来的网红好。话又说回来,在“达康粉”的阵营之外,“育良粉”也不在少数,赵德汉、祁厅长的粉丝们也所在多有。这就需要文化学者好好研究一下了。更重要的是,李达康红了,而不是更为正面的检察官侯亮平、陆亦可,这是为什么?


  还有,作为反腐剧的主角之一,最后居然是李达康的表情包红了,是他的水杯、长腿之类红了,而不是某种英雄观、价值观红了,你想想,这又是为什么?网上有一篇粉丝的妙文《达康书记到底是好人坏人?他已是我的心上人!欧式双眼皮和GDP都由我守护》这篇文章能刷屏,大致说明了,我们这个娱乐时代,其主流还是话语的狂欢,而不是精神的皈依。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提到,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滑稽戏虽然比监狱快乐一些,但我们的灵魂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由。

 




作者介绍

  杜骏飞(1965— ),男,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与中国问题、新闻理论、传播研究方法。

  (摘自《编辑之友》2017年第7期 杜骏飞网络民族主义表达及文化消费景观——美联航事件、<人民的名义>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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